由于他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采取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利用史料的时候预先进行过一番细心的考证和检测，所以他书中的史实差不多都能给以相对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特别是涉及人、财、军备、战果等需要数字统计材料的地方，他都在可能的条件下予以交代，甚至定量到个位数，并且提供的数字真实可信。这种类似近现代史学学术规范的做法在早期西方史家中是为数极少的。
他的书内谈到重要的条约都有详细的条款，以及订立人的名称和国别。谈到战役、重大政策的制订均有细致的过程，包括地形、气候、距离、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尤其突出之处是他的书中运用了大量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演说，总量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每一篇都是精雕细刻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思想内涵，开了在历史著作中利用长篇大论的演说的先河，将古希腊人的特点及高超的“说”的艺术充分展现了出来。
但与后世仅仅沉默地采用类似方法的史家的做法不同，修昔底德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这就是古代缺乏现场记录的手段，而且一个人也不能身临其境一切历史现场。他书中的众多演说精品显然经过作者的个人的修饰加工。对此他非常老实地做了交代：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它们说出的话语来。[202]